骨髓抑制是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最常见且严重的不良反应之一，显著影响肿瘤患者临床预后。中医学虽无“骨髓抑制”的直接记载，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为“血虚”“虚劳”“内伤发热”等范畴，属本虚标实之证。本研究聚焦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病机，系统阐释了“脾肾亏虚、热毒内蕴、纳运失调”的病理机制，并提出以“补益脾肾固其本，清热解毒祛其标，调和脾胃助运化”为核心的综合治疗策略。本文通过梳理具有改善骨髓抑制潜力的“药食同源”中药，对其药用部位、功效主治、性味归经、主要活性成分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其药物特征与药理作用，从多靶点、多层次阐明其在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与分化、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调节免疫功能、重建免疫平衡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以期为该领域的临床实践与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骨髓抑制是化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以外周血细胞数量减少为特征，可表现为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或血红蛋白单独或共同降低[1]。其发生与化疗药物缺乏选择性相关，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损伤骨髓正常造血细胞及微环境[2]，尤其通过诱导骨髓基质细胞衰老、削弱其对造血干/祖细胞的支持作用，从而抑制造血过程[3]。研究表明，超过80%的化疗药物可引发骨髓抑制[4]。随着肿瘤发病率不断上升，该并发症已成为影响治疗依从性和完成率的关键因素，严重者可导致重症感染甚至死亡[5]。骨髓抑制在中医古代文献中无直接记载，但根据化疗后出现的神疲乏力、发热、出血、腰膝酸软、失眠多梦等临床表现，可归属于“血虚”“虚劳”“内伤发热”等范畴[6]。临床治疗以补益为基本原则，强调益气养血、填精补髓；若兼见热毒或脾胃失和，则辅以清热解毒、健运脾胃，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药食同源”作为中医药的重要防治手段，历史悠久，其概念可追溯至《黄帝内经太素》[7]“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的记载，体现“药可入膳，食亦可为药”的核心思想。此类物质因其药性平和、来源天然、经济易得且适于长期服用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防治[8]。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药食同源目录中，部分中药包含黄酮、多糖、皂苷、蛋白质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作用主要通过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与分化、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及调节免疫功能等机制，从而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结局[9]。本研究系统梳理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病因病机与治疗策略，总结具有改善该病症作用的“药食同源”中药，重点阐述其药物特征、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旨在为后续深入探索及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1 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病机探析

1.1 药伤脾肾，生血乏源

化疗药物不良反应显著，中医多认为其损伤人体正气，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与阴阳失衡，主要损伤脾胃与肾[1]。《景岳全书》[10]指出：“血者水谷之精也，源源而来，而实生化于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化生精微，奉心化赤而为血。化疗损伤脾胃，致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乏源，临床常见面色萎黄、头晕目眩、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等血虚或气血两虚之证。此外，脾主统血，脾虚失摄则血溢脉外，故化疗后骨髓抑制患者常伴皮下或他处出血[6]。《黄帝内经》[11]云：“肾生骨髓”；《景岳全书》 [10]亦载：“而血即精之属也”；《诸病源候论》[12]进一步指出：“肾藏精，精者血之所成也”。以上书籍记载均说明肾主骨生髓，与血生成密切相关。化疗药物直接损伤骨髓，耗伤肾精，致使精不养髓、髓不化血，从而加重血虚。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化疗耗伤肾阳，亦可致精血化生功能减退，加剧血虚状态。脾肾二脏互为先后天、相互资生：脾为后天之本，以水谷精微充养肾精；脾胃受损则后天不养先天，进而导致肾精亏虚。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中医“肾精”与造血干细胞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二者均为生命活动的原始物质基础，分别参与中医理论中的“生髓化血”过程与现代医学的造血及免疫细胞分化[13-14]。肾阳温煦脾阳，即“脾阳根于肾阳”。肾阳亏虚则火不暖土，脾阳不足，故患者在血虚基础上亦可出现腹泻、五更泄泻等下焦虚寒之症。现代研究显示，含5-氟尿嘧啶与伊立替康的化疗方案所致腹泻发生率可达80%[15]。脾肾平衡失调，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随化疗进程症状逐渐加重。因此，调补脾肾、益气养血是防治化疗相关骨髓抑制的重要治则。

1.2 热毒内蕴，动血扰神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在于“邪毒蕴结、正气亏虚”[16]。《金匮要略心典》[17]有云：“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邪气久伏，郁而化毒，癌毒虽本无寒热属性，然临床所见多兼夹热邪为患[18]。化疗药物在中医理论中多归属于“大热”之性[19]，可视为“温毒”“热毒”或“药毒”[20-22]。其入体后，除杀伤肿瘤细胞外，亦损及正常组织。化疗热毒直中髓府，损伤骨髓，阻碍血液生成，致使造血系统功能受损，遂发为骨髓抑制。另一方面，化疗药物作为“热毒”进入人体，与既有癌毒相合，加重毒热之势。热毒属阳，其性炎上，故患者除骨髓抑制外，亦常伴发热表现。其次，热毒由内而发，自骨髓波及营血，耗血动血，迫血妄行，故化疗后常见多部位出血征象[23]。再者，心主血脉，热毒入血扰及心神，神失所安，可致烦躁、失眠等症[24]。化疗药物不仅引入热毒，亦易耗伤阴血，加之癌毒久耗正气，机体遂呈虚实错杂、正虚邪恋之态。随着化疗进程延续，正气日损，邪毒益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清解热毒是治疗化疗后骨髓抑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正如国医大师周仲瑛所指出的，清热解毒法应贯穿肿瘤治疗全程[25]。

1.3 脾胃不和，纳运失调

化疗后患者常见不思饮食、纳呆脘闷等症状，现代中医普遍认为其病机在于化疗药物损伤脾胃功能，致脾胃不和、纳运失调[26-27]。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与腐熟，二者协调共济，方能使水谷精微得以正常输布。若胃受纳功能减弱，则患者食欲减退、摄食减少；胃失和降，则见纳差、脘腹胀满等不适。《黄帝内经》[11]有云：“胃者，水谷之海”；《灵枢经》[28]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脾胃论》[29]云：“脾胃虚弱乃血所生病”，其明确指出脾胃功能与血液生成密切相关。化疗损伤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水谷精微生成不足，气血生化乏源，进而影响骨髓造血，加重血虚之证。因此，调和脾胃不仅能改善食欲、促进饮食摄入，更有助于水谷精微的化生，间接助益血液生成，为骨髓抑制的恢复提供物质基础。基于此，在治疗化疗相关骨髓抑制的过程中，除了运用调补脾肾、益气养血、清热解毒等法外，重视脾胃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遣方用药时，适当配伍健脾和胃、消食导滞之品，有助于调和脾胃、增进纳运，辅助促进生血，从而在整体治疗中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

2 “药食同源”类中药在化疗后骨髓抑制中的治疗策略

2.1 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治疗思路

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病机可概括为脾肾亏虚、热毒内蕴、纳运失调3个方面，形成以补益脾肾为基础，兼以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的综合干预思路。首先，生血乏源的病机主要责之于药伤脾肾，故临床治疗常以调补脾肾为核心。蒋益兰教授认为化疗药物性属毒邪，易致气血亏虚、精亏髓少，主张以健脾温肾、补益气血、填精生髓为治疗关键，并在临床上遵循扶正培本原则，通过顾护脾肾促进气血恢复，取得显著疗效[30]。孟河医派朱建华教授继承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经验，提出本病本质在于肾督亏虚与脾胃虚弱，倡导以温补为主，并构建了以“益肾壮督、养髓填精”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31]。王锦鸿教授则强调，该病以肾精亏耗、脾胃受损为病理基础，常兼夹化疗所致热毒湿邪，因而主张治疗应补肾益髓、开胃健脾，并佐以清热解毒[32]。其次，针对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热毒”病机，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创立“癌毒”理论，指出在癌毒兼夹热毒的情况下，可选用白花蛇舌草、重楼等清热解毒药物以直折火势，从而抑制肿瘤进展[25]。此外，亦有学者将方盛泉教授提出的“脾虚毒结”理论与《黄帝内经》[11]中“土曰备化”理论相结合，运用于中期胃癌的治疗实践，证实清热解毒法能有效减轻化疗药物毒性[33]。上述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从“毒”论治骨髓抑制的学术内涵。再次，脾胃纳运失调在化疗性骨髓抑制的发生与发展中亦具有重要作用，部分医家特别重视从中焦论治。杨宇飞教授为缓解化疗所致消化道反应及改善整体状态，临床中注重调理脾胃，常以健脾消食之品灵活化裁，旨在健运中焦、增进食欲，从而增强患者对后续治疗的耐受性与完成度[34]。综上，当代中医在化疗后骨髓抑制的治疗中形成了“补益脾肾固其本，清热解毒祛其标，调和脾胃助运化”的综合诊疗体系，体现了“扶正祛邪、标本兼顾”的整体治疗原则，为临床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与路径参考。

2.2 “药食同源”类中药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特点

“药食同源”类中药兼具药物与食物的双重属性，在肿瘤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的治疗中具有多重优势。其不仅有助于维持患者化疗期间的营养状态、增强免疫功能，还能调和脾胃、改善食欲，并对情绪调节产生积极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在协同增效与减轻不良反应方面，该类中药可作为常规治疗的有益补充，通过补益脾肾、益气养血促进骨髓造血功能恢复，有研究表明当归补血汤可增强正常小鼠免疫功能，降低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且发挥协同增效作用[35]。同时，其清热解毒、健脾和胃之功可缓解化疗所致热毒内蕴与脾胃失调，从而改善患者的整体机能状态，并减轻化疗药引起的骨髓、胃肠、肾脏等脏器组织的不良反应[36-37]。林兰珍[38]和赵继红等[39]运用“药食同源”类中药，不仅减轻化疗的不良反应，同时还改善了化疗所致的便秘症状。其次，在安全性及用药依从性方面，药食同源类中药作为长期广泛食用的天然物质，性质温和、不良反应较少，适宜体质虚弱患者的长期调理。“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饥；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的描述，则进一步体现了该类中药在平和发挥药效的同时，兼具良好口感与营养价值的双重特点。其应用形式灵活多样，可通过煲汤、煮粥、泡茶等膳食方式融入日常饮食，制备简便，便于患者长期坚持使用，有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再次，在资源可及性与经济性方面，该类中药来源于天然动植物，富含多糖、黄酮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药性平和，对机体刺激性较小。同时，其资源相对丰富、价格较为低廉，易于在日常饮食中配伍使用，适合长期、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具备良好的推广可行性。

综上，药食同源类中药以其安全性高、使用便捷、经济可行及适宜长期调理等特点，在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综合干预策略中显示出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作为中医“补益脾肾、清热解毒、健脾和胃”整合治疗思路的实践载体，为临床提供有益补充。

3 “药食同源”中药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特征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40]，及后续补充目录的中药，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方面梳理符合条件的药食同源类中药，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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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药食同源”中药筛选与分析

  Figure 1.Screening and analysis of TCM with “medicine-food h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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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药来源与分类

通过对相关“药食同源”类中药的药用部位进行梳理分析可知，具有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作用的此类药材主要来源于植物的根及根茎。部分来源于植物的地上部分，包括全草、茎木、果实及种子等类别。此外，亦有少量来源于藻类、菌类、地衣类及动物类药材。

3.2 性味归经与功效特点

根据“药食同源”类中药性味归经及功效分析，多数药物性味以甘平为主，归经多属脾、肾二经，从功效上可归为补虚药、清热药、消食药，整体契合化疗后骨髓抑制“补益脾肾固其本，清热解毒祛其标，调和脾胃助运化”的治疗思路。其中补虚类药物以补益脾肾为核心，契合“固其本”的治疗原则。部分药物长于健脾益气，如党参、黄芪，可改善化疗所致的脾胃损伤；具有补肾填精功效者占比较高，这可能与化疗对肾的损伤尤为突出，且肾与造血及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其中既有温肾壮阳之品，如肉苁蓉，亦有益精养血、填精生髓之品，如熟地黄、枸杞子，有助于缓解化疗对肾阳与肾精的耗伤。补肾类中药在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医“肾主骨生髓”理论的现代生物学内涵。清热类药物以清热、解毒为主要功效，符合“祛其标”的干预策略，用于治疗化疗所致的热毒内蕴证，如鱼腥草、马齿苋等。另有部分补虚药兼有清热之效，如西洋参、石斛，亦可用于虚实夹杂之热证。消食类药物如麦芽、鸡内金，以消食化积、健脾开胃为主要功效，对应“助运化”的治则，适用于化疗后食欲不振、脘腹胀满等脾胃失和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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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 “药食同源”中药改善骨髓抑制的特征

  Table 1.Characteristics of “medicine-food homology” in improving myelo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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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有效成分及作用机制

造血干/祖细胞是骨髓造血的“核心种子”，化疗药物可直接破坏该类细胞，是导致骨髓抑制的直接原因；化疗药物代谢产生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引发氧化应激反应，进一步损伤造血细胞及骨髓微环境，加重造血功能紊乱；造血与免疫功能相互依存，造血干/祖细胞受损会导致免疫细胞生成减少，同时化疗抑制机体免疫系统，降低对受损造血组织的保护与修复能力，形成“造血损伤-免疫下降”的恶性循环，加剧骨髓抑制。“药食同源”类中药在改善化疗性骨髓抑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药理活性主要归因于多糖、皂苷、黄酮及蛋白质等多种有效成分。这些成分通过多靶点、多层次的机制协同作用，在促进造血系统恢复、减轻氧化应激损伤以及调节免疫反应等方面发挥综合效应（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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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2 “药食同源”中药改善骨髓抑制的有效成份与作用机制

  Table 2.Active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medicine-food homology" in improving myelosuppression

  注：CTX：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JAK2-STAT5：Janus激酶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5信号通路（janus kinase 2-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5 signaling pathway）；VCR：长春新碱（Vincristine）；HIF-1α：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NF-κB：: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signaling pathway）；Bcl-2：B细胞淋巴瘤-2基因（B-cell lymphom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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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信号通路参与造血干细胞命运调控，Notch、Wnt/β-连环蛋白、p53-p21等信号通路对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其微环境稳态都具有调控作用[80-82]。除了与信号通路相关外，造血过程还受造血因子及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调控。在具体活性成分方面，多糖类物质在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与分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党参多糖与当归多糖可通过激活Wnt/β-连环蛋白及p53-p21等信号通路，增强造血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并加速其向成熟血细胞分化[41, 83-84]。皂苷类成分同样在造血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如西洋参茎叶总皂苷可通过促进造血因子表达，刺激造血祖细胞增殖[42]。黄酮类成分（如毛蕊异黄酮）可通过调节细胞周期蛋白表达，促进造血干/祖细胞进入增殖周期，从而加速造血重建[44]。此外，蛋白质类成分则以阿胶为代表，其富含多种氨基酸与活性肽段，不仅能直接提供造血原料，还可通过调控造血相关基因表达，协同促进血细胞生成[48-49]。

化疗会造成骨髓内水ROS平显著升高，从而引发氧化应激损伤[85-86]。谷胱甘肽作为重要的抗氧化分子，可清除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氧化酶产生的过量ROS。甘草酸苷能增加谷胱甘肽水平，发挥抗炎与抗氧化双重作用，从而缓解骨髓抑制过程中的炎症反应与氧化损伤 [56-60]。同时，多糖类成分亦具备显著的抗氧化性能，可减轻化疗药物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保护骨髓微环境。例如，党参多糖可清除衰老血管内皮细胞内的自由基，降低细胞内的ROS水平[87]。

此外，化疗药物可通过干扰细胞因子的表达与调控，影响免疫细胞的活化、增殖及功能发挥，最终导致机体免疫功能的异常与损伤。有研究通过紫杉醇诱导建立小鼠化疗后骨髓抑制模型，发现模型小鼠血液中的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相比于正常小鼠均显著升高[88]。上述炎性因子的持续异常分泌表达可进一步损伤机体免疫功能。研究表明，熟地黄多糖等成分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功能，可下调异常升高的炎性因子水平，改善免疫功能抑制状态，增强机体抗病能力[68-72]。

综上，这些活性成分从3条主要途径协同促进骨髓功能恢复：一是直接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与分化；二是减轻化疗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三是调节免疫功能，重建免疫平衡。其多靶点、多层次的作用特点，体现了“药食同源”中药在复杂病理过程中的整体调节优势，为化疗性骨髓抑制的临床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应用前景。

4 结语

本研究聚焦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中医病机，系统阐释了“脾肾亏虚、热毒内蕴、纳运失调”的病理框架，提出以“补益脾肾固其本，清热解毒祛其标，调和脾胃助运化”为核心的综合治疗策略。梳理文献中明确记载具有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潜力的药食同源中药，并对其药用部位、功效主治、性味归经、主要活性成分、相关药理作用及潜在作用机制进行归纳总结，从多途径阐明其在促进造血系统恢复、减轻氧化应激损伤、调节免疫功能及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体现了中医药整体调节与辨证论治的临床优势。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药食同源中药改善骨髓抑制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及作用靶点尚未明确；其次，现有机制研究多局限于单成分或单味药水平，复方配伍的整体效应与协同机制有待借助系统药理学及多组学技术深入解析；再次，临床证据仍以观察性研究为主，缺乏高质量、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支持。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运用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技术构建药食同源中药干预骨髓抑制的药效网络；开展设计严谨的临床研究，系统评价其在改善血象、降低感染风险及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长期疗效与安全性；推动“药食同源”理论与现代营养学、免疫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逐步建立系统化、个体化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支持治疗体系，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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